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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便在中国文坛上活跃的作家里,严歌苓也算得上高产。继去年的《陆犯焉识》获得了中国小说协会长篇小说的首奖之后,她又推出了新作《补玉山居》。她另一个 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编剧,与影坛数位知名导演合作过,从《少女小渔》、《天浴》,到《梅兰芳》、《金陵十三钗》,坐稳华语第一女编剧的宝座。但她却想要回 归到她的起点,也是终点—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。

天生编剧难自弃

严歌苓全家都是作家,父亲萧马、前夫李克威、公公李准都是作家。严歌苓一出生就对写作耳濡目染,成为作家似乎是必然的。

父亲萧马不仅是作家,也是编剧,写过《淝水之战》、《青春似水》等电影。严歌苓第一次改写的剧本就是父亲的小说《无词的歌》。当时严歌苓已改写大半部分, 递给父亲过目。萧马看完说:“我重写一遍。”严歌苓拿着父亲改写的剧本一看,觉得惭愧不已,萧马说:“你看看,写剧本应该是这个感觉。”

父亲让严歌苓明白了好剧本是什么样,但她却不想写剧本。在严歌苓心中,小说才能激发创作欲望,剧本只是卖钱的东西。但她的小说还未出版,即有影视公司来买版权。

从张艾嘉拍摄的《少女小渔》,到陈冲的《天浴》,后至张艺谋的《金陵十三钗》,这些由严歌苓亲手改编于自己小说的电影无论电影好坏,都让严歌苓在海峡两岸 以及美国受到极大的关注,这种由影视所带来的人气让诸多作家羡慕不已。但严歌苓不愿意做编剧。曾有记者问,你觉得自己作编剧怎么样?她硬生生地回一句—不 怎么样。

严歌苓将自己定位于严肃文学作家,认为自己最擅长小说语言,而非电影语言。“要写电影,首先要懂戏剧。有时候把戏突出了,就通俗了,不够严肃了。跟我的原则是相悖的。我喜欢电影,但从来不看电视。文字之外的东西,可以通过电影语言表达。但是这些东西在电视里,全部没有了。电视剧一集集要让人上瘾,必须煽情。煽情是我最讨厌的东西。”

但在严歌苓的小说中,随意拎出一段对话,都可以直接放上银幕成为台词。这是严歌苓小说的特点之一。在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中,编剧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压缩, 情节删减,但鲜少改动对白。小说中,妓女以南京方言嬉笑怒骂,将脏话、性事糅进笑话里,这些泼辣的对话直接成了电影中的台词。

严歌苓在小说中让人物所说的对话,接着一股鲜活的地气。《第九个寡妇》里有河南方言,《小姨多鹤》里有东北方言,在以南京话为主调的《金陵十三钗》中,妓女辛辣的荤话配以糯软的语调,将秦淮妓女的粗俗且鲜活的形象复苏在纸上,而后又被张艺谋搬上银幕。

这只是严歌苓的小说适于被拍成电影原因之一。张艺谋曾称赞过《金陵十三钗》是他这20年间见过的最好的剧本。严歌苓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编剧,都能将故事讲得圆满。从铺埋伏笔、推动情节、侧线叙事,她都能将细节和故事串联成为完美的故事。

新作《补玉山居》讲述了一个“当代中国‘龙门客栈’”的故事。北京附近一个山清水秀的山村里,漂亮能干的姑娘曾补玉看准了京城各色人等来山村休养生息的好 市场,因势利导开起了小客栈—补玉山居。小客栈成了大舞台,来往的顾客则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的好戏。被重述的“一个女人的史诗”又被影视圈瞄中,这一回严歌 苓再次亲自操刀剧本。“耳根子软了”,她解释道。

自杀就要死透

严歌苓出生于1957年。童年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作为一个孩子,她所见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自杀。

她生活在作协的大院里,每听见外头大喊有人跳楼啦,就兴奋地冲出门去看。有一次,有一对老夫妇从楼上手牵手跳了下来,尸体被拖走后,泥巴地上留着两个被砸 出的大坑。一阵风吹过,楼上飘散下许多五颜六色的糖纸。当时买糖要凭票,每月一人能买二两糖果。严歌苓猜想,是两位老人在决定死之前,把积攒下来所有的糖 果都先吃掉。

她幻想老人跳楼之前的情景,两人一颗一颗拨开糖纸,吃掉糖果,不知道说了什么,然后慢慢地站起来,拉着手跳楼。自此以后,每有风吹起,楼上都会飘落糖纸。这些五彩斑斓从天而降的糖纸是严歌苓对人性最初的印象。

另有一位与父亲交情颇深的女作家,在红卫兵抄家之前吞服安眠药自杀。人们把她送到医院,把她衣服脱光了插上各种管子,但医院又不愿意接收畏罪自杀的人,就干脆把她放在走廊上。

赤身的女作家身上盖了一块床单,过往的人偶尔不坏好意地掀起来窥探她的裸体。在旁的严歌苓十分愤怒,对这些人怒目而视。有一个电工走过,故意将烟头掉在床 单上,假意去捡,将床单抖起来,偷看女作家的裸体,严歌苓狠狠地瞪他,并在女作家的身旁守了一整夜。后来这位女作家被救活了。

成年之后,严歌苓对这位女作家说:“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,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,你都不知道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。”极端时刻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复杂与丑恶让严歌苓记忆深刻,但她并不明白这是些什么。

她通常是将这些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故事储藏起来,等着哪一天能够发掘背后的意义,再写下来。严歌苓说自己有一双好耳朵,善于听到各种故事,放在心里。有些故事只是一个故事,不值得写,有些发酵出来的故事有更深的内涵,她就把它们写下来。

这种倾听和发酵远远不够,严歌苓每次写作之前,都要做好实地调查。写《第九个寡妇》时,她在河南农村住了两次,找农妇聊天,习惯河南方言;写《小姨多鹤》 之前,多次带着翻译赴日本采访调查。每次写作,可能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前期的准备之上。有时候一个故事从构思到写完,中间可能有20年的时间。

除了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,她还有很多鞋,能够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象各种人的心理。在厘清历史背景、查实人物严歌苓对于书中女性主人公的生命体验有生动描写,也有一套自己的女性哲学。之后,她还要凭借想象构建一个完整的人。严歌苓说:“一个作家,要能站在任

何人的鞋子里,去感受、去发现。”只有这种,才能进入人物,将其复活。严歌苓对

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极高的。她写完之后,狠命删,删除多余的情节、抒情段落,删掉10万字也不眨眼。

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

不止是写作,她生活里也透着一股子狠劲。

她15岁初恋受挫,留下了失眠的毛病。最长的时候失眠30多天,脑子浑浑噩噩,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,见到人感觉是“嗖”的一声冲在面前。眼睛不能见光,白天也要拉上窗帘,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。别人一问是不是睡不着,她就张口大哭,“心里觉得委屈,就像全天下人都抛弃了我。”

严歌苓12岁参军做舞蹈演员,到各地演出,但她觉得自己跳不好,不愿意跳。2 0岁时,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开始,为了逃避跳舞,她主动要求当战地记者,退伍后成了专职军旅作家。30岁时想出国,一句英语不会,抱着《新概念》背单词。出国后没钱,GRE成绩还不达标,听说芝加哥、底特律、水牛城有考试,“就豁出去了,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,

飞来飞去,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。”

终于上了芝加哥艺术学院,但钱不够。她利用暑期在餐馆打工,兼做保姆。打完一天工,晚上跑到咖啡馆喝咖啡,和人聊天,回家吃了安眠药倒头就睡,几个小时后醒来开始做作业,老师要求写3页,她就写6页。然后亢奋地又开始一天的打工生活。

刚开始在美国生活,每天都遇到新鲜事物,生活跟国内完全不一样。她进入一个洗手间,一大排水龙头在那儿,严歌苓就站在那儿看别人怎么打开。当时国内只有一种拧法,美国的水龙头有很多种拧法,她就怕自己半天拧不开水龙头,显得很笨拙、很傻。

她在异国生活之中感受到的不是苦闷,每日都有新鲜事物,每次都能激发她的灵感。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,处于敏感的边缘,她用自己所有的感官来感应,面对应接不暇的变化。此时灵感迸发,她写下了诸多短篇和中篇小说。

严歌苓本人打扮入时,妆容精致,说话慢条斯理,看起来柔弱不堪。她此番对外表的苛求讲究,好像也透着一股遵守纪律的狠劲。现在严歌苓每日在家写作,一到下午三点,她会停下来,开始化妆,换上漂亮衣服,拾掇房间,静等丈夫归来。每日如此,绝无例外。

好友陈冲取笑她:“你们当作家的,猫三日狗三日得了,天天如此约束自己,何苦。”严歌苓反驳:“你要是爱丈夫,就不能吃得走形,不能肌肉松懈,不能脸容憔悴,这是爱的纪律,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,对爱的不尊重。”这种严格带着一种努力,避免自己写不好,做不好,以致被可怕的生活吞噬。这种狠劲也被她写到小说里,严歌苓书里的女人,为儿女操劳一生倒在锅台上,见到毛线就能织衣服。吵架舍得脸,打架舍得命。玩起来,敢扒男人裤子,

闹起来,敢脱了自己裤子上门吵架。

这种土得掉渣的狠女人,只有严歌苓才能写得鲜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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